1966年人民大会堂玻璃被子弹击穿开枪者竟是为了打麻雀

1966年2月2日上午10点10分,人民大会堂二楼会客厅正在举行重要活动。会客厅外的走廊里,服务员张善兰正在推开纱窗,伸手擦拭玻璃上的灰尘。就在这时,她忽然听到哗啦一声响,扭头一看,旁边的一块玻璃碎了。

要是在普通市民家中,擦窗户时发现一块玻璃碎了,并不会反应太大。但是,这里不是普通地方,是人民大会堂。张善兰吓坏了,半天都不敢动……

公安局干警闻讯而来后,发现枪击地点位于人民大会堂二楼北侧,双层玻璃被击穿,但是弹头落在了两层玻璃的中间。这是一起针对人民大会堂的枪击事件,公安部高度重视,立刻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进行调查。

专案小组汇集了各方面的专家,他们一开始就感到压力巨大。北京市公安局物证中心陈建华主任,当时只有26岁,也参与了这起案件的现场勘验。办案人员明白,枪击案的目标是人民大会堂,这里戒备森严,谁会跑过来朝着玻璃打一枪?如果这一枪是有目标的,那就严重了。

寻找开枪者,刻不容缓。枪弹痕迹以及轻武器研究方面的专家,通过现场双层玻璃的弹孔,首先判断出子弹是从人民大会堂西北方向打过来的,射击位置应该不远。人民大会堂的北面是长安街,长安街再往北是中山公园,这两个地点最有可能是射击位置。

现场发现的是一颗5.6毫米的小口径步枪子弹,当天人民大会堂有活动,周围戒备森严,有大量警卫,真有人敢拿着一支步枪行凶?尤其是人来人往的长安街,在这里开枪第一时间就会被发现的。

中山公园,是当时北京市民很喜欢的一个公共娱乐场所,也有可能是射击地点。因为中山公园有围墙,要想射击就要趴在围墙上——这个假设让办案人员紧张起来,这意味着是刺杀事件了,枪手一次没有成功,很可能会有第二次行动。

于是,办案人员立刻赶往中山公园,对围墙进行了仔细的勘察,结果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曾有人趴在上面开枪。又有专家提出,会不会是有人在移动的车里开枪?这样的话,枪手藏在经过长安街的车里,虽然射击难度大,但很难被发现。

专家们又一次研究了双层玻璃上的弹孔,发现不足一厘米,而且很圆。于是,大家推断实际的射击距离,可能只有50米至60米远。现场一位专家拿出一张纸,卷成一个纸筒,从玻璃上两个弹孔看出去,发现远处就是到人民大会堂快车道的中心线上。

其实,这就是根据射击时“三点一线”进行分析的,子弹打穿第一层玻璃,然后把第二层玻璃也打了个洞,但没有穿过去,直接落在了玻璃之间。那就把两个弹孔连起来,延长线就是枪手射击的位置,正好是快车道上。

专案组成员非常紧张,能从移动的车里向目标射击,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所以,必须立刻行动,早点抓住这个枪手。于是,首先开始排查当时经过的车辆,发现在案发短短一个小时内,大约有一千多辆汽车经过人民大会堂。

当时汽车并不普及,一般都是单位的,所以查起来难度没这么大。各单位把所属汽车行动时间报上来,一辆一辆查验就行。很快,民警就发现一辆供销社的车辆,正好在那天10点左右路过。询问当时在车上的两人,他们神色慌张,再一查车,发现里面真有一支步枪,而且里面的子弹已经打出去一发。

那个时候管理还没有那么严格,民间藏有很多。供销社的这两人一看这么大阵仗,非常紧张,什么时候打出去的那一发子弹,也回答不上来了。

办案人员在抓紧审讯的同时,立刻拿这支枪进行了射击试验,然后把射击后的子弹和两层玻璃间发现的弹头比对。同一支枪里打出来的子弹,因为膛线摩擦而造成的特殊痕迹,几乎是相同的,它就像指纹一样具有独特性。然而,对比结果显示,这支枪打出来的弹头,和枪击现场留下的弹头,痕迹完全不吻合。也就是说,枪手应该不是这两个人。

接下来,对其他路过的司机调查显示,他们都没有嫌疑。这下,专案组又陷入了僵局,根据现场勘察,枪手明明就是在长安街上开的枪,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藏在车里开枪,为什么就是查不出这辆车呢?查不出来,人民大会堂就有再次遭到枪击的危险,谁也不愿意再发生这种事情。

于是,专案组成员直接住在了人民大会堂,晚上睡在地毯上,就是要找出到底问题出在了哪里。此时,陈建华反复观察玻璃上的弹孔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枪手应该是在更远的距离开枪的。

陈建华猜测,用步枪进行射击,穿透能力比较强,远距离射击时,打穿第一层玻璃后,子弹改变了方向,然后才打在了第二层玻璃上。所以,直接用两个弹孔的延长线寻找射击位置,是不准确的。

专案组为了验证这一想法,立刻选择了一支与那颗子弹同口径的步枪,在北京的西山靶场进行试验。一位国家队射击运动员被请来,在100米至500米的距离上,对不同的玻璃靶子进行射击。

整个试验进行了一天,打了两卡车的玻璃,最终发现,两发400米左右射击的子弹,形成的弹孔和案发现场的弹孔很接近。根据验证结果,枪手应该是在人民大会堂西北方向400米远的地方,开枪射击的。

专案组抓紧时间确定了一个范围,在人民大会堂西北方向400米左右范围的扇形区域,逐一排查。尤其是南长安街以西的范围,这里有200多住户,1000多名居民,枪手很可能藏匿其中。

在这一片区域居住的市民,有些是原来的老市民,有些是在西单做买卖的小商贩,还有一些是各部门首长。如果枪手真的藏匿在这里,就要尽量避免惊扰他,专案组只能秘密排查。

一户一户的小心调查,当专案组查到南长街44号大院时,得到了一个重要线索。看门老头对专案组成员反映,这几天首长的孩子和几个高中同学,在房顶上用小口径步枪打过麻雀。专案组成员立刻赶来,勘察现场发现,如果用小口径步枪打南边柳树上的麻雀,枪口方向正朝着人民大会堂的北门窗户。

于是,专案组拿走了用来打麻雀的步枪和几盒子弹。这是一支生产于1898年的捷克造小口径运动步枪,有六条膛线毫米口径子弹。经过鉴定,这支步枪发射的子弹,和击中人民大会堂玻璃的子弹,弹头痕迹完全吻合。

这意味着,2月2日早上,枪手从南长街44号的房顶,朝着人民大会堂方向开了一枪,子弹击中了二楼的玻璃窗。经过测量,枪手所在位置距离人民大会堂约427米,和之前试验的数据非常接近。

专案组调查发现,当时南长街44号北侧有两棵树,树上的麻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十一二岁的孩子也不懂开枪的危险,就直接拿起家中的小口径运动步枪上了房顶,瞄准麻雀就开枪了。

麻雀飞走了,子弹却直接飞到了人民大会堂,意外击穿了两层玻璃。所以,整个事件就是个意外,一个孩子调皮打麻雀造成的意外。虚惊一场,这个孩子也接受了批评教育,保证以后不去乱动了。

专案组把结论汇报给周总理后,总理表示,城市里到处都是人,在市区打鸟,流弹极有可能伤人,更要严加管教才行。当听说这支枪就挂在大院的传达室里,小孩子随时可以拿去打鸟,总理皱了皱眉头,表示必须加强管理。

很快,由公安部牵头,有关部门共同讨论,快速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很快国务院就批准了这个试行办法。虽然是一起小孩打鸟的意外事件,但却暴露了管理方面的问题,促成了全国范围内禁枪令的出台,意义重大。

80年代末,笔者年龄还小,记得村里经常有年轻人手持气枪打麻雀。那个时候对气枪的管理并不严格,我们一群小孩子,一到放假就跟在年轻人屁股后面,看他们打鸟。有时候他们还把气枪交给我们,让我们也试试。

另外,那个时候在集市上和公园里,也有打气球的小摊子,用的也是气枪。正儿八经地说,那种枪的威力还是很大的,树上的麻雀一枪毙命。在记忆中,村里确实有人被气枪误伤,但当时大家都不重视气枪的危险性。

现在想想,就算是气枪,在犯罪分子手中也非常危险。所以,必须严格管控,绝不能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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