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谈义和团运动与太平天国之比较

百年近代史,风雨飘摇间。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分别是义和团运动和太平天国起义,他们在中华民族的救亡史上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都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其中,太平天国代表了农民起义的最高峰,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则最终代表农民起义渐渐走向了落幕。二者作为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上不可绕过的里程碑,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但由于所处历史阶段不同,它们又必然表现出许多截然不同的历史特点。

作为太平天国早期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和“无处不均匀”的原则提出了均贫富,天下大同的思想。《天朝田亩制度》建立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用、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的想法,带有明显的倾向,是历代农民起义“均田”思想的集大成者,脱离了狭隘的平均分得财产的思想,直指地主阶级统治农民阶级的核心工具——封建土地所有制,成为了农民反对封建大地主的犀利思想武器,解决了农民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小农社会思想发展的顶峰,但它所规定的土地分配方案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案过于理想化、固定化,具有明显的传统思维定式,是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严重脱离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属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范畴。

作为中国第一部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性文件,洪仁的《资政新篇》在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和对外关系等方面都提出了效法西方的主张。《资政新篇》的内容可分为“用人察失”、“风风”、“法法”、“刑刑”四大部分,“用人察失类”,主要是“禁朋党之弊”,强调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和加强中央的权力;“风风类”,主要是移风易俗,革除封建陋习;“法法类”,主要是提出一系列适应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措施;“刑刑类”,主要是建立健全司法制度方面的措施。《资政新篇》里主张的实质就是要太平天国不再走中国传统的老路,而顺应世界形势学习西方建立一个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已开始摆脱了传统小农经济和绝对平均主义的模式而放眼世界,走在当时中国进步思想潮流的最前列,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反映了鸦片战争以后,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具有很明显的进步性。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个被专家当作太平军和洪秀全金字招牌的《资政新篇》,只是洪仁用来“以广圣闻”的奏章,只是完全没有实行的条件和可能的空谈,而诸将对洪仁也很不服气,所以它虽然旨准刊刻颁行,但包括李秀成在内的诸多高级将领都对之不屑一顾,就连洪仁自己在回答外国记者问时都只是说“已蒙旨准刻印”而已,并不是必须实行的政策文件,更加谈不上是什么“政治纲领”。而到了1862年,又重新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则在实际意义上将《资政新篇》取消和否定了。况且,《资政新篇》的内容只是洪仁在香港及上海目睹耳闻及看书读报之所得,并适当结合太平军占领区的情况,提出的一些看法,包含了不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仿效,目的和眼界成为了洪仁呈奏的《资政新篇》的局限所在。在太平天国的蒙昧小朝廷里,它是无疑的异数,但是放眼中国前后百年的近代史,它又无疑只是个潦草应付的差事,只仅仅是一个当时的普通中国人在资本主义国家占领的地区的所见所闻,再加上其本人的吹嘘所构成的文本。

义和团本是出于“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守望互助”目的而以乡、村为单位组建的乡团,后来由于仇教心理的渐渐演变,而最终在“反清复明”口号的基础上衍生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他们并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没有纲领政策,他们纪律的一致性也只能来源于同一种道德规范,他们的行动并没有完整的斗争目标,而仅仅只是出于民族的义愤,就将矛头对准了洋人。

一者纲领明确,一者徒有口号;一者立意反清,一者宣誓扶清:一者中西合璧,一者仇教灭洋,二者高下,可见一斑,两处之别,着实分明。

广西地区社会矛盾极其复杂尖锐。首先是民生问题,随着耕地开发的接近极限以及人口的不断增长,,广西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自顺治年间的人均14亩锐减至乾隆后期的1.5亩左右,甚至远低于全国1.78亩的人均耕田数,不足1.2亩。与此同时,土地兼并现象也在愈演愈烈,且又因广西地瘠人贫,单位产粮量较低,加之地主官府敲骨吸髓式收租收债的压榨剥削,广西人民深受其苦,不堪言甚,所谓“人民饿殍,死相枕藉”,所谓“时疫流行,私人颇多”,莫过于此,由此激发的民生问题,异常严峻。其次是民族问题,相较民生问题而言,它更为严重,而民族问题的焦点又在于其中的土客问题,广西属于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在这个背景下,本身就族群冲突频繁,动荡不已,而“来土之争”则更为白热化,客家人逐渐挤压土人的生存空间,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客主强弱互易”的情况,土客之间的摩擦也渐趋激烈,动辄为睚眦之怨械斗,渐渐成为了广西境内严重的社会问题。民族、民生问题在当时的清朝社会是普遍存在的,但只有在广西一地是如此尖锐的交织在一起,治理难度极其之大。更兼鸦片战争结束后,数万临时招募的兵勇被裁撤,没有生活着落,遂纷纷啸聚山林,为盗为寇,“各州府亦托为招抚之说,贿贼求去”,可见匪患之深重。到了道光末年,广西社会几乎解体,形成了巨大的游民团体,局面完全失控。可以说,太平天国的兴起是广西社会矛盾激化到了极点的产物,它是当时社会矛盾的一个宣泄口。

义和团运动起源于山东与直隶交界附近,人民普遍生活贫穷,社会商业化程度低,对自然灾害的反应敏感,士绅阶层弱小,习武之风盛行,民风彪悍,社会矛盾尖锐集中,社会环境复杂。1877—1879年,山西同直隶、山东、河南一样又连年旱灾,实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在此天灾人祸折磨下,人们至剥榆树皮为食,或将树皮晾干磨粉,搀以杂面及高梁等,作饼食之。1900年,山西又遇大旱,赤地千里。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四年间连年河决,有时甚至一年数起。

光绪二十五年秋,直隶、山西、山东一带大旱,直至次年暮春亦无雨,农人不得作业,自津至京,“一望赤土,不见寸草”。旱涝频仍,民生凋敝,再加上洋人在中国大修铁路、教堂、设电线,与中国的风水信仰产生了冲突,农民们认为天灾带来的不幸是由于洋人的活动,将之归咎于洋人的行为活动触怒了神灵,更兼以教会滥收的伪教徒平时依仗教会势力、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人民苦之久矣,最终由于玉皇大帝信仰与基督教信仰产生冲突,引燃了民族矛盾的火药桶,从而导致了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就此彻底地激化了淳朴乡民产生与教民的相互仇视,义和团的仇教心理爆发了。义和团本身的仇教心理,再加上列强偏袒光绪的行为使慈禧怀恨在心,慈禧遂有心利用义和团谋求报复,扶持鼓励义和团,最终酿成了空前疯狂的庚子拳变。

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并不是没有先兆的,二者都源于清朝统治下的社会上的矛盾的激化,归根结底而言,终究是清王朝统治的腐朽。

太平军初期便以地域为基准单位组织在一起,具有明显的地缘联结特征。其以上帝会成员为基础,还有一些在起义的过程中不断吸纳的在土客械斗失败的客家武装及社会上的广大流民,以及后期加入的一些清军俘虏,成分相对简单。

义和团最初只是以乡、镇为基本单位建立的地方性的自保互保组织,成员也大都是淳朴善良的农民,一开始的目的也只是为了防止土匪贼寇的侵扰,后来才渐渐演变出仇教排外的心理。他们最初只是当地的淳朴农民,以拳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闲时在拳首的带领下“亮拳”以强身健体。随着仇教情绪的渐渐滋生,自然灾害的频发,人民生活的日益艰苦,一些失业水手、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盐民、筑路工人、脚夫、小商贩、运输工人等下层人民纷纷加入义和团,而清政府从一开始对义和团的发展也是采取暧昧不定的态度,这也使得一些官军、富绅甚至是王公贵族加入其中。当义和团正式成为清政府支持的组织后,一些地痞流氓以及八卦教、白莲教的或是混入义和团,或是伪装成义和团,使得义和团的成员构成也变得更加复杂,渐渐的有了真团、伪团之别。

太平天国的军队组织严密,其建制以军为单位,每军设一军帅,一军帅辖前、后、左、右、中五师帅,一师帅辖前、后、左、右、中五旅帅,一旅帅辖壹、贰、叁、肆、伍五卒长,一卒长辖东、西、南、北四两司马,一两司马辖刚强、勇敢、雄猛、果毅、威武五伍长,一伍长辖冲锋、破敌、制胜、奏捷四伍卒长,每军官兵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军帅以上有监军、总制、将军、指挥、检点、丞相、军师。平时由军帅主军,战时由中央派遣监军以上的将领或王、侯等节制各军,统一指挥。太平军分男营、女营。作战部队有陆营、水营。此外还有诸匠营、百工衙,以保证军需。牌尾馆则安排年老残疾人员,参加力所能及的战勤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军军纪严明,规定不得奸淫掳掠,违者“虽广西老毛亦不贷”,无疑是自古以来农民起义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相对而言,义和团运动的军事建制就极为粗糙了,他们以乡和村为单位设坛,坛口多设在庵、观、寺、院或其它公共场所。每25人以上可设一坛,称一团,每团举一团首负责指挥。各坛口人数不一,少者数十,多者成百上千逾万。早期入团者,都要经过老师传授,举行宗教仪式。到高潮时期,更多的情况是群众自行立坛,既无专人传授,又无铺坛手续,立个旗号就是义和团了,也因此多有鱼目混珠者,出现了真团与伪团之别。各地义和团是自成体系,互不统属,各自为战,自始至终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机构,也没有形成统一的队伍,无组织,既不称王建号,又不封官赐爵。势力分散,宛如一团散沙,即便是后期被清政府统合后也缺乏一定的凝聚力,未能形成统一的战力单位。

一者形成组织,战力凝聚,军纪森严;一者组织涣散,规章不一,敌我不明,两者之差,判若云泥。

上帝教的创立就是为了满足洪秀全本人的幻梦,建立人间天国,而他自己则是这人间的独一真神的代表,为此,他在起义前便对农民群众进行了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他对《劝世良言》这一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进行改造,针对封建统治阶级极不平等的状况,明确提出“平均”、“平等”的思想,还坚持进行“真心扶主”、“为国忘家不顾身”的“公心”教育,不断宣扬上帝至尊,天王至高,不断强化洪秀全的核心地位,为日后洪秀全成为人间独一真神渲染氛围,在上帝会成员心中塑造了对洪秀全本人不可磨灭的崇拜印象。洪秀全自称上帝次子,贯彻“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真意”,规定凡二十五家设一礼拜堂,婚丧诸事皆应敬拜“皇上帝”,每家儿童每天需要去礼拜堂,在两司马的教导下诵读新旧约圣经,还规定“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听讲道理,颂赞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通过各种方法,不断神化自己,强化个人权威。

作为咸、同间之乡团,以村、乡为单位设坛,领导权始终由本地人掌握,是义和团从开始时采用的组织形式。义和团接受了武术门派从兄的规则,并以此为依托建立了拳坛,却摒弃了武术门派尊师的规则。这显示出武术门派在用武术团体形式组织义和团时,吸收了地域文化对松散组织的容忍性。这是一种让步,是出于一时斗争之需作出的让步,表现出了义和团在政治上的盲目性。义和团最初只是维护本地利益的团体,目的只在保乡防盗,作为分散在各地的组织,义和团纪律的一致性只能来源于同一种道德规范,也并没有什么远大的斗争目标,并非政治团体,没有统一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没有明确的政治斗争目标,也不可能有适应斗争目标需要的组织形式和组织纪律。

太平天国目的在实质上就是为了取代清王朝,再延续一个家天下的谱系,因而在起义的过程中一直强调洪秀全本人的地位,其组织森严一同封建王朝,封官赐爵,建制称王,好一番天国气象,而义和团只是个没有远大政治目标的乡团组织,远不能与太平天国相较。但是作为神权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杂糅,太平天国要建立一个大同的人间天国,却沿袭封建制度制定了种种礼法成规,使特权阶级藉以骄侈腐化,腐蚀了革命,给农民政权以至深至重的伤害,最终走向了灭亡。

义和团运动与太平天国皆是以宗教起家,依靠宗教迷信组织发动广大群众,但是二者是具有明显区别的,义和团的信仰是具有本土特色的多元化神明体系,而太平天国的信仰则是中西方结合的独一神。

上帝教是洪秀全在其所接受的东方文明的基础上,杂糅进他所理解的或者说是他所渴望的基督教文化,从而形成的一个畸形的产物,他成立上帝教的本意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独一真神,筑建人间天国的幻梦,其本初意图并非是为了造反,但是随着上帝教的不断壮大,它激进的反偶像崇拜形成了对当地社会秩序的冲击,引起了当地乡绅的恐慌,最终希望假借官府之手上帝会,虽然上帝会在斗争中不落下风,但乡绅的激烈反抗却让洪秀全意识到要建立理想中的天国只能通过暴力方式,再加上当时广西动荡的时局,洪秀全只能通过暴力去实现自己那天下独一真主的景愿。但是,上帝教的宗教理论相对来说又是粗糙的,以致于让杨秀清等人抓住了漏洞,威胁到了洪秀全对天国小朝廷的统治,最终不得不通过天京事变来一次大清洗,以全面扫除信仰的理论缺陷带来的祸端,但是这次清洗也使得基层的信仰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动摇,人心涣散,太平军中甚至流传着“天父杀天兄,总是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的谣言,大批高层官员的被清洗,也使太平天国的行政机构出现了漏洞,简拔的年轻官员也没能做到完全替代被清洗者的职能,阻碍了行政的运转,翼王石达开也因此出走,带走了大批精锐太平军,军事力量被严重削弱,太平天国就此由盛转衰,可谓是起于宗教,亦亡于宗教。

义和团拳民都是接受了千年纯正本土神话熏陶的淳朴农民,所信奉的大都是通俗的神怪、武侠小说中的神仙侠客、忠臣勇将。他们的信仰是淳朴的农民信仰,鼓励精忠报国、惩恶锄奸,反对为非作歹、奸臣叛逆,他们是无知愚昧的落后乡民,他们的思想简单质朴,在他们的心目中,神能支配一切,主宰一切,因此,当外来的独一神教与本土的多神体系发生冲突的时候,在纯正农民神话熏陶下的淳朴农民相信只要有神灵的帮助,洋鬼当可消灭,于是便在拳首的带领下,依靠古朴的催眠术,假借神意,“自诩得有神助,能避火炮”,来消除恐惧,从而消灭洋教徒。

尽管民间宗教是一种落后的斗争武器,带有着与生俱来的封建色彩,无力或无法最终超越封建统治秩序,建立起一个真正公平合理的社会,但它反抗封建斗争的正义性与合理性是不容否认的。所以,对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并不能就因为其以宗教起家而将其一棍子打死,而要辩证的找出其中的爱国主义,以及对封建秩序的反抗。

太平天国提倡方言和白话文,在反对文言的基础上抵制封建文化,“反对文言经典如儒学经书,捣毁庙宇、偶像、查禁孔孟妖书”等活动,还用白话公布布告、公文、诏旨、兵册、馆街名册和家册,并提倡文书加标点。洪仁在《资政新篇》里也反对文言文“反对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学风,提倡文以纪实,言贵从心,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这些举措,在客观意义上有利于白话文运动的发展。但是,在其统治期间,为了确立上帝信仰,宣布唯有经过洪秀全审订、由官方刊刻的书籍方准阅读,将包括孔孟经书在内的其余一切书籍斥为“妖书”,下令焚毁,凡买卖藏读者一律问罪,并大规模搜查销毁古书,南京珍藏的无数文献典籍因此毁损殆尽,其于文化之摧残,可见一斑。

上帝会的某些教义和主张,以宗教的语言、打着“皇上帝”的旗号,猛烈地抨击了封建统治权威和礼法等级制度,太平军所到之处,扫荡庙宇,焚毁宗祠,“见庙宇即烧,神像即毁”,沉重打击了乡村的宗法势力和地方封建政权,庄严宣布“乱极则治,暗极则光,于今夜尽而日升矣。”这对广大农民而言,无疑在精神思想上起到了极大的解放、鼓舞和革命的号召作用,打响了暴力反封建的第一枪,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加分辨的打砸烧毁,使“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江南的宗教建筑和名胜古迹蒙受空前浩劫,南京之地犹为其甚,焚尽寺庙观庵,金粉楼台成灰去,可叹八百年风流付诸一炬,九千里亭台终为丘墟,这对当地人文的摧残是无法忘怀的,不可原谅的。同时,他对偶像的毁灭并非是为了破除迷信,而是为了树立上帝独一真神的信仰,因此,它对于破除迷信的效果显然是微不足道的。

庚子拳变,为我国近代史上最创巨痛深之大事,其凋伤国运,消蚀民气,何可胜言。义和团运动是在广大人民群众反洋教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既是鸦片战争后民族矛盾上升与不断尖锐化的产物,也是中国人民长期反侵略、反洋教斗争的总爆发。义和团运动深深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欲望和殖民思想,显示了中国人民在面对生死存亡的外敌入侵时的团结协作和不屈不挠。义和团运动改变了列强国家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普遍态度和观念,深刻认识到中国巨大的潜力和战斗力是不可短时期战胜的,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对华政策,放弃了独占中国的想法,并以签订一个个的条约及划定租界的方式开始了对中国大地的缓慢蚕食。

但不可否认的是,义和团的行为是反理性、反人道的过激行为,他们的排外思想都是出于“坚信中国的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的心态,这是一种盲目的自信,这种排外性也是一种绝对盲目的排外性。

义和团运动可标志着中国社会以坚决排除现代思想和现代技术的途径来解决中国近代化问题的最后一次尝试,[8]是小农社会对外来物所作的最后一次抵制,而它的失败,则代表着中国抗现代化的失败,就这样,一年后的1901年中国与12个国家签订的《辛丑条约》彻底打开了中国国门,中国完全拥抱了近代化,虽然是被迫的。

作为农民战争史上不可绕过的里程碑,这短短七千余字显然是不可能全面论述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之异同的,然平日里积累较少,虽然尽力搜罗信息,但终究是资料匮乏,以致于思绪难长,只能略尽绵薄之力,驽钝之才,立足先辈之研究,草草分析二者之异同,聊以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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